文化心态，是指主体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受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特殊心态。人的文化心态充满差异，这种差异一是源于个体所面对的文化传统以及置身的文化氛围的不同。二是个人所面临的具体生存环境和独特的人生遭遇不同导致差异，三是受到自身生理、心理素质的影响。
文人的文化心态是其人生观、审美趣味、创作动机、情感体验等各种因素相互交汇融合的产物，是由客观的文化环境与主体的生理、心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旅桂文人的文化心态类型
政治生涯受到挫折，远赴穷荒之地带来的苦难，这对旅桂文人特别是一些谪宦文人来说，是一场悲惨的人生遭遇。在化外之地的广西，面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环境的改变、孤独漂泊的感受、未知地域的恐惧、个人命运的未卜等等一系列的人生经历，旅桂文人的文化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旅桂文人在应对新的环境，由于旅桂原因各异，个体适应性不同，其表现出的文化心态也不同。旅桂文人的文化心态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自责自悲
旅桂文人中的谪宦大多从先进中原来到蛮地瘅乡，从高高庙堂贬到荒芜化外之地，从权倾一时到罪责在身，他们的心境是无比凄凉的。
在悲凉的心境下，思念远方的家和亲人成为旅桂文人最常有的事情，怀归是生命的最大慰藉。苏轼在澹州，虽然以“我本檐耳民，寄生西蜀州”聊以安心，实际上，梦萦魂牵他的不是澹耳，而是中州故土。
邹浩被贬谪昭州，他常作诗怀想友人亲人。患难见真知，当身在罪籍、远谪他乡时，旅桂文人对亲朋好友的思念是十分深沉的。邹浩只身一人到昭州赴任，妻子寄居于湖南，两人天各一方。雨过天晴，鹁鸠呼叫朋友，邹浩触景生情，听到鹁鸠的鸣叫，进而引发了对妻儿的浓浓思念。
（二）豁达开朗
自责自悲是一类人的心态，豁达是另一类人的心态。有的旅桂文人寓居他乡，汲取儒家先贤的精神力量，如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汲取这种身处逆境却安然闲适的精神。无论什么原因，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闲适包容、豁达的情怀。因此，他们要么追寻隐逸，要么诗书自娱，要么坦然处之。
如苏轼就推崇陶渊明式的隐逸。苏轼在岭南期间，最喜欢读陶渊明、柳宗元的文集，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南迁二友。
有的旅桂文人面对人生境遇的不测和处境的困苦不以为意，常以诗书自娱。黄庭坚被贬谪宜州，地方官吏责令他出城居住，于是抱起被子就入住在城南喧寂斋，“虽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喧馈，人以为不堪其忧”，而他以“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何不堪其忧邪？”为解，这显然是秉承了颜回处忧而乐的志向。
旅桂文人的一些山水诗作也反映了这种豁达的情怀。如黄庭坚、孙觌、胡铨、姚宋佐等人，他们有的是遭贬至桂，有的是寓居、旅经广西，各人的处境都不如人意，但他们笔下描写的桂林山水却是清奇可爱、冠绝天下，可见他们从容、开朗、乐观和豁达的心态。
（三）坚强不屈
旅桂文人特别是贬谪文人到了化外之地，有的悲愁不振，有的泰然处之，有的则表现得更为坚强，对处地不以为然，保持着凛凛风骨。
面对挫折不以为挠是值得称道的，有的旅桂文人谪宦又把这种精神淋漓尽致地进行发挥，他们即便是身在贬所，却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仍然保留一种忧国忧民、关心社稷苍生的崇高精神。
二、旅桂文人的文化心态成因
（一）北宋朋党之争
宋代文人有着强烈的尚“党”意识，由此而演出了一幕幕文坛、政坛悲剧，也导致了文人在政治高压下的生命沉沦之态。在北宋余年时间中，主要活动于熙宁－元祐年间的“元祐文人群体”，这类旅桂文人的心态成因是比较特殊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大量官员被贬谪的重要原因是“党争”。从庆历革新到熙宁变法，从绍兴和议到庆元党禁，每一次宋代政权内部激烈的政见之争，都会伴随大量官员的贬谪。庆历党争由于历时较短，规模较小，受贬官员的数量不多。而熙、丰以来的新旧党争，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规模较大，范围较广，受贬官员人数明显增多。元祐初年，张舜民由贬所还朝，曾感慨道：“南穷海桥，北浃江湘，脱禁锢者，何止二千人。计水陆，则不止一万里。”由于旧党执政，被贬官员达多人。苏轼、黄庭坚、苏辙、秦观等元祐文人就是其中之一。
元祐文人被贬是源于党争，他们在贬地时间相对较长，由于政治高压而带来的生活磨难，占据了他们其贬谪生活的重要地位。这种因贬谪而招致的灾难，首先表现为贬谪文人政治地位的降低与处世环境的恶化。贬谪文人在贬地的政治地位常常每况愈下，权力一再被夺，贬地越来越远。
元祐文人的政治压力很大，监控很严，极少有自由。苏轼由于“乌台诗案”被入狱中，政敌多次罗织罪名，总想将苏轼致于死地。秦观从出为杭州通判开始，就被政敌先后用“修名底诬”“败坏场务”“以谒告写佛书”、作诗废职、附会司马光等五项罪名反复控告，导致一贬再贬，直至除名编管。邹浩、黄庭坚被除名、羁管宜州，政敌同样加害。政敌总是想方设法寻找他们的“疏漏”之处：未贬之前，想方设法对其进行惩治；被贬之后，又绞尽脑汁罗织新罪，运用多种政治手段加害。更为严重的是，元祐旧党文人即使在其身后，也还遭到一次次政治清算。
（二）宋室南渡之忧
“靖康之难”是宋王朝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面对女真侵略者的铁蹄刀剑，承受着统治者投降退让的巨大压力，宋代绝大部分文人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在主战与主和的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一改唐末五代以来文人的怯懦动摇与庸俗势利，表现出正直刚烈、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这种气节的形成，与北宋时期复兴儒学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靖康事变前后，宋代文人赴汤蹈火、从容就戮，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所尊从的最高原则是气节。
在历史转折时期，处在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的关头，作为文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金对北宋发达的文化与经济有着倾羡与觊觎之心，对于宋朝的文人，也想采取利用的政策，利用归顺的宋朝文人，他们可以巩固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拒绝归顺、不事二主，在兵临城下和身陷囹圄之时，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靖康之难时，许多文人付出生命是因为有比珍惜生命更高的观念支配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一种高尚的气节。作为朝臣，忠君爱国是节义的最重要内容。宋廷文人许多都是在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下选择了舍生取义。
南宋初期的文人，大都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重大变故。在激烈动荡的年代和尖锐的民族对抗中，文人们所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必得北方、国治兵强。在文学作品中高昂着激烈的爱国情绪，而慷慨悲壮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格。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旅桂文人则有着宋室南渡的痛苦和贬谪广西的苦闷。南渡之初，宋朝为了更有效地对南方进行控制，对新生政权进行巩固，委派大量的朝中官员到南方各地担任要职。由北而南迁移的文人，特别是政治上处于劣势的文人，更为艰辛。在新的环境中，这些南迁的中原文人常常是怀着生命无常的恐惧心理。而由于广西风俗的改变也反感染了谪居此地的旅桂文人，促使其心态的转变。
（三）禅宗道学之尚
宋代文人都曾怀抱“读书万卷，致君尧舜”的理想，但政治的失意会导致理想的破灭。因此，他们往往参禅论道，从中寻求精神的力量，支撑度过人生痛苦。身处逆境超然旷达，这与道家崇尚自然、禅宗妙语自得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有的旅桂文人崇尚禅宗理学。这些文人常怀兼济天下的志向，但是官场周旋、宦海沉浮之间，却使他们在心理上不断亲近佛道。特别是谪居的文人，往往通过与僧、道的交游来打发时日、调节心绪，并在学禅悟道中以求精神寄托，得以超脱尘累，重新获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心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