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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被贬,秦观凄怆,黄庭坚坦夷,苏轼平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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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观与苏轼、黄庭坚的比较,《冷斋夜话》有一段话说得极好:少游谪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曰:“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日自静,有风终夕凉。”少游情钟,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这里的对比可看出,苏轼虽经众多磨难,庄禅思想使他能看穿忧患,随缘自适。却未销尽其早年“奋厉有当世志”的“奋厉”本色,故能“有英特迈往之气”;黄庭坚安时处顺、无念无住的庄禅修养使他的诗自然流露出坦夷、闲暇的情调;而秦观却因难以摆脱现实中的诸多烦恼,“钟情”而所作诗“凄怆”“酸楚”。

苏轼少年得志,入仕之后道路却坎坷,两次在朝,两次外任,后来一贬再贬。在他意气风发、积极从政之时,从治世的角度出发,他一心崇儒,攘斥佛老,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深尝了环境险恶、生活困顿的滋味,深自省察,又自此对禅宗和老庄思想大感兴趣。在后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中,他多能以佛道思想看穿忧患,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作自我调节,应付多变的政治环境。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一则十分有趣的记载:”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以苏轼美食家的秉性,却如此能屈能伸,放他人恐怕没有人可以做到。

黄庭坚一生中曾遭两次文字之祸:一是因修《神宗实录》,同秦观一样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二是因作《承天院塔记》被诬以“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十年之中,一直在流放中度过。但据记载:当他听到消息后,“命下,左右皆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酣”。至黔后,“以登阅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而获宜州谪命,身向瘴乡时,他还在《过洞庭、青草湖》一诗中写道:“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忆昔上岳阳,一饭从人讨。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獦獠。”一方面想昔日,以自己的处境尚强于杜甫而自慰,另一方面想未来,并不因与土著相逐而烦恼。可见处境虽难仍不失乐观,黄庭坚不同于苏轼的以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自我抑制悲观情绪,化解矛盾,超越现实;而是以不变应万变,以坦然的态度度过流放生涯。

青少年时代的秦观,性格“豪隽”、“慷慨”、“强志盛气”,但二十年场屋之困,已使之英气渐销。登上仕途给了他希望,他写《东风解冻诗》说:“更作舟楫外,从此百川通。”但是等了好久朝廷却不召用,又作诗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满青云;为谢黄叔度,鬓毛尽白纷。”人说他诗中“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从中可见秦观的情绪非常容易受到境遇的变化而影响。秦观受苏轼知遇之恩,身不由主地被卷入党争之中,非但是“久不召用”,而且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遂使性情大变。被贬处州时,他写下一首《千秋岁》词,流露出很深的悲慨。再贬经过衡阳的时候,他将这首词呈给了当时的太守孔毅甫,太守看过之后见词意过悲,甚至担心他将不久于人世。在面对人生忧患时,秦观无疑不具备苏、黄豁达、泰然的态度,他的“考试成绩”差的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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