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好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nvxbdf/在张忠、蒋偕等将相继败亡、广西沿边诸州复陷的情况下，面对“南方兵连为贼所破，气慑不可用”的局面，仁宗在宰相庞籍的推荐下，任命狄青为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盗贼事。
宋廷此次终于吸取了“号令不专”的教训，狄青受命后不久，仁宗就“诏广南将佐皆听青节制”。并且，宋廷还采纳了狄青用骑兵克敌的建议，从鄜延、环庆、泾原路挑选地方禁军“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令使臣押赴广南行营、随狄青征讨侬智高。
除了自中央派遣得力武将出任主帅、自陕西调拨骁勇善战的“西军”作为讨“蛮”主力以外，宋廷亦从广西地区着手，开始逐步改善东南统兵体制。
一、皇祐以来东南统兵体制的改善
仁宗随即“诏狄青详酌”。其后，王尧臣的这番建言在狄青支持下顺利施行于东南。概括来讲，其具体措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守城方面，将广南西路分为以宜、容、邕三州为中心的三个军事防区。每个防区内的最高统兵官为安抚都监，安抚都监分别兼任宜、容、邕三州知州，并以之为治所，负责指挥防区内各州统兵官、调度本州及下辖支郡所驻兵马，互为应援，共同抵御“蛮人”入寇。同时令本路转运使、判官提举修筑诸州城池。
第二，在巡警方面，置广南西路兵马钤辖二员，自桂州率兵轮番更戍邕州，来进一步加强诸“蛮”入寇时往往首当其冲、但又驻兵较少的邕州兵防。至于广西左、右江溪峒聚居处和宋交边界处，仍由各巡检司、巡检寨率兵三百定期出巡，并于每处置指使一员，专门负责这些巡检军士的日常训练。
第三，在禁军更戍方面，首先，令各州“益募澄海、忠敢、雄略”以补足阙额，使这些多是广南“土人”的地方禁军与教阅厢军，分戍地理环境相较恶劣、与诸“蛮”接境的沿边诸州：邕州屯兵四千，宜州屯兵二千，宾州屯兵一千，贵州屯兵五百。其次，增加广南西路、荆湖南路及江南路三处的屯驻、驻泊禁军，使这些“北兵”与这荆湖、广西所驻地方禁军一同更戍邕、宜、宾、贵四州以外的其它广南州军。
在戍期上，长途跋涉远戍南方的“北兵”为一年一代，并月给添支钱、鞋钱作为额外补贴；荆湖南北、广南西路的地方禁军因“便习水土”且是就近出戍，戍期较“北兵”长，两年一代，且无额外补贴。最后，无论是屯驻、驻泊荆湖、广南的“北兵”，还是两处所驻地方禁军，它们的军粮供应主要来自于地理位置适中、且农业经济相较发达的荆湖诸州。不足时，再从江、淮等处转供。
第四，在制衡与监察方面，首先，当两制以上的文官出任桂州知州时，许其带经略安抚使“以统制三路”，从而达到以文驭武、防范各防区统兵武将拥兵自重的效果。其次，又于宜、容、邕三个防区各置走马承受公事一员，令其每季例行入京奏事。
素来有“监军”之称的走马承受，一方面可以作为帝王耳目对地方将帅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他们有利于将地方军情更为及时地奏报中央，尽量避免因军情传递迟缓导致中央措置不及时而延误战机的情况。
通过这一系列措置，宋廷初步确定了广西路内部的防区划分，规定了本路各级统兵机构的具体职能，并大致明确了荆湖、江南、广南各类禁军更戍协防广西诸州的具体兵力、戍期、后勤补给等问题。这从根本上改善了诸州兵马各自为战、兵势分散而致败的问题，使得广南西路以桂州为腹心，以宜、容、邕三州为战略支点的地方守御体系渐趋成型。
最后，虽然皇祐四年这次地方兵制上的调整主要针对广南西路，但它无疑是此后东南地方统兵体制愈趋规范的开端，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神宗朝“东南十三将”的建置、徽宗朝东南诸路“帅府”的形成提供了参考范式。
二、皇祐以来东南地方禁军的增置与改善
侬智高事变不仅推动宋廷对东南地方统兵体制进行了改善，亦促使宋廷在东南地区展开了新一轮的禁军建置。皇祐以后，宋廷先是诏令两广就地募兵，以补足该路原有地方禁军之阙额。皇祐五年三月，本路地方禁军“雄略”、与教阅厢军“忠敢”、“澄海”等，大多都是“勇悍习知山川形势”之辈，它们与狄青麾下的“蕃落”等“西军”一同平定了侬智高事变。
于是，在战事结束后，仁宗派遣田瑜、周沆出任广南东、西体量安抚使以绥抚两广百姓，同时，还诏令田、周二人与广州知州魏瓘、桂州知州余靖“同议搜补”“雄略”等军。除补足东南旧有地方禁军的阙额以外，宋廷还陆续在东南建置了“教阅忠节”、“有马雄略”、“威果”这三支新的地方禁军。
“教阅忠节”、“有马雄略”、“威果”这三支地方禁军的总兵数共计六十四指挥，其中有五十七指挥驻营于东南各州军。从驻地范围来看，除“教阅忠节”有七支指挥兵力驻于两京外，“有马雄略”及“威果”两军均全数驻营于东南诸州。
1.从募置过程来看
“教阅忠节”和“威果”这两支禁军番号的建置，显然是宋廷吸取了“宣毅”禁军“多而不精”、“久未曾团立教阅”等教训，对东南诸路禁军进行进一步优化的结果。
首先，“宣毅”禁军冗滥不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在组建之时便不加精择、以致累成积弊。因此，宋廷在“教阅忠节”和“威果”这两支禁军番号创置之初，就明确规定了其兵数，募足即止，有阙方补。皇祐五年三月，宋廷“诏江、淮南、荆湖诸路募置就粮禁军教阅忠节军”，并将其兵数固定为“大州五百人，小州二百人”；嘉祐四年五月，宋廷在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诸路州军募置地方禁军“威果”，令“各营于本州”，同时亦明显规定了这支番号“每指挥毋得过四百人”。
其次，此前“宣毅”招置不足时，负责募兵的地方官吏往往四处追捕逐户百姓强配为军，影响所募兵士质量的同时又极易惊扰地方。基于此，宋廷还赋予了这几路州军就地拣选厢军精锐来填补“威果”等军阙额的便宜权。这样一方面可以防范招置不足时、地方官员粗率招刺百姓充军的滥竽充数之举；另一方面，亦可避免禁军阙额过大导致该番号名存实亡的弊病。
最后，自“教阅忠节”、“威果”建置之初，宋廷便较为重视他们的日常军事训练。至和二年十月，宋廷以“教阅忠节”本军士卒子弟为主要兵源，对江南西路所驻“教阅忠节”进行了增置。对于这些新募集的“教阅忠节子弟”，仁宗还专门下诏督促“转运司选习知军陈使臣一员往逐处训练之”。
2.从建置目的来看
相比为安置东南地区“弓手”而组建起来的“宣毅”禁军而言，“教阅忠节”、“威果”、“有马雄略”这三支禁军明显针对性较强，且受到西、北二边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它们主要是为改善皇祐以前东南诸路禁军存在的一些问题而组建的，是经过侬智高事变这次大型乱事后，赵宋统治集团越发认识到“东南虽无事，不宜弛备”的结果。
首先，“有马雄略”禁军的组建，显然是受到狄青归仁铺一战“卒用骑兵破贼”的影响。宋初三朝虽曾在淮南路的寿州建置过“清塞”马军与“骁骏”这两支骑兵，但受东南士卒不擅马战、东南地区产马较少、赵宋统治者对骑兵建设缺乏重视等因素所限，寿州的“清塞”马军及“骁骏”兵数极少，且未经多久便被废止。直至仁宗皇祐以后，狄青指挥“蕃落”骑兵分左右翼“出贼后交击”而大破侬智高一事，增加了宋廷对南方用骑的信心，最终促成了广南东、西路骑兵“有马雄略”的组建。
不仅如此，“有马雄略”也并未步入“骁骏”等军被废止的后尘，这支番号直至北宋中后期，仍与其它地方禁军步卒一同活跃在守御东南的前线。神宗熙宁十年前交趾寇边时，“有马雄略”即在邕州的守城禁军之列。
宋哲宗时期，“有马雄略”的驻地范围扩大至荆湖、江南地区，元祐六年七月，宋廷从措置湖北边事司之请，于荆湖北路的沅州“添置有马雄略第八指挥，以四百人为额”；元符元年二月，哲宗又诏令“荆湖南路、江南东路各添置有马雄略一指挥。”
其次，“教阅忠节”和“威果”禁军的组建，主要是为了通过加强东南诸路地方禁军兵力来减少这一区域的屯驻、驻泊禁军。具体来讲，如前文所述，为应对侬智高事变，宋廷采纳枢密副使王尧臣的建议，在增置“雄略”等东南地方禁军的同时，亦在“广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岁一替”。而皇祐年间宋廷在东南“添屯北兵”的举措，实质上只是一种战时状态下的应急措施。
因为在侬智高不断攻城掠地的局势下，宋廷很难在仓促间骤然完成地方禁军的增置，也不能将那些未经教阅未经战阵的新军径直投入平侬战事中。而在东南现有禁军“连为贼所破，气慑不可用”的情况下，宋廷又需要为守御两广注入新鲜血液以激活士气。因此，才有了西北地方禁军“蕃落”、“广锐”的出征，才有了“广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之举。
另外，仁宗中后期数次通过添补地方禁军阙额、建置新的地方禁军番号的方式来代还东南诸路屯驻、驻泊禁军的举措，也再次说明了：“宋仁宗朝之后，宋朝以地方禁军取代三衙禁军为建军的新重点”，地方禁军取代屯驻、驻泊禁军成为东南地区的主要守御力量这一形势已不可逆转。真宗咸平以后那种地方禁军建置近乎停滞、倒退的现象很难再发生。
总结
随着“宣毅”禁军的拣汰整顿，随着东南地方统兵体制、尤其是广西统兵体制的改善，随着兵额固定、有专官教阅训练的“威果”等地方禁军的组建，仁宗朝的东南禁军体制逐步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经历了北宋中前期这段较为漫长、循序渐进的军制演进过程后，到仁宗朝时，东南地方兵备大体上实现了从“南方久不识兵”到“东南稍有备”的转变。
